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罪往往交叉竞合，其复杂性不仅考验司法者的专业智慧，更直接关涉公民财产权、自由权与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利益。

近年来，从“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第二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第91号）到“张文中案的再审改判”（2022年人民法院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典型案例），一系列标志性案件不断引发社会对民刑界限的热议。究其本质，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区分，绝非简单的法律条文对照，而是一场关于“主观恶意”与“客观行为”、“私权救济”与“公权介入”的价值权衡。如何在保障市场自由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避免以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又警惕以“经济纠纷”之名掩盖犯罪之实？这既是法律技术问题，更是法治文明的微观镜像。

本文将以民法典与刑法体系的互动为视角，结合典型案例与司法政策，探析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罪的实质分野，揭示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判断的逻辑脉络，以期在权利保护与秩序维护之间，勾勒出一条清晰而公正的法律红线。

（一）基本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6 号）第二十一条规定：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根据上述条款，民事欺诈的核心在于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法律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根据上述条款，诈骗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二）相同要素

（1）告知义务。首先，在民事欺诈或诈骗罪中，行为人均具有向相对方充分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关键事实，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权益失衡的义务。通常而言，告知义务来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行业惯例，交易习惯及先行为引起的义务。其次，行为人应如实告知的内容应限定为与本次交易有直接联系的要素如价格、质量等。对于与交易无直接联系的要素，即便行为人作出虚假表示也难以成立欺诈。最后，在古董买卖及赌石行业等需要相对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相关领域中，行为人甚至可以免除告知义务。

（2）主观目的。在民事欺诈或诈骗罪中，行为人均明知或应当知道自己实施的行为具有欺骗性，即行为人对该行为具有明确的故意性。若因行为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欺诈行为，或因过失实施欺诈，则不能认定为民事欺诈或诈骗罪。其次，行为人均希望通过实施欺骗行为以达到某种获利的目的。获利既包括让行为人自己获得利益，也包括让特定第三人获得利益。

（3）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民事欺诈或诈骗罪的重点。首先，欺诈行为本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通常表现为行为人积极编造虚假信息如夸大履约能力，或消极隐瞒法定义务告知内容如标的物重大瑕疵。其次，欺诈的范围应有所限制。如上文所言，欺诈的内容不能超出与本次交易有直接联系的要素。

（4）因果关系。相对方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而产生或维持某种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与行为人进行交易。

（三）不同要素

（1）欺骗内容。民事欺诈和诈骗罪，虽然都具有欺骗性，但两种欺骗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民事欺诈是个别事实或者局部事实的欺骗，即行为人本来就具备交易的基础，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润色或夸大。而诈骗罪则是整体事实或者全部事实的欺骗，行为人自始没有达成交易的条件。因此在考察民事欺诈和诈骗罪区分的时候，需要分析欺骗的具体内容。

（2）欺骗程度。欺骗程度是指行为人采用的欺骗方法，是否达到使他人产生认识错误并处分财物的程度。在民刑交叉的案件中，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欺骗手段达到了使他人产生认识错误并处分财物的程度，则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虽然采用欺骗手段，但并没有达到使他人无对价交付财物的程度，则只是民事欺诈，尚不构成诈骗罪（除法定被认为属诈骗罪未遂的情形外)。

（3）损失情况。诈骗罪属于结果犯，诈骗罪的成立以危害结果为前提，即被害人一定存在经济损失。但民事欺诈中，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往往是为了促成交易，且行为人本身也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因此民事欺诈不一定会导致被害人经济损失，也可以是双赢的局面。

（4）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财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共同构成。“排除意思”指严重妨碍他人利用财物的意思，且不要求有永远占有财物的意图。“利用意思”指按照财物可能具有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

在民事欺诈中，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为了追求双方法律关系中的交换利益，通过部分虚假陈述以实现获取交易机会、提高利润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促成交易，仍然具有履行的意愿。而在诈骗罪中，行为人为追求自己单方财产的净增益，通过欺骗直接转移财产所有权，使自己永久占有他人财产，且不支付任何对价，其行为已充分体现非法占有目的。

诈骗罪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民事欺诈包括刑事化的民事欺诈都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从行为人的主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上予以区分已成为先行司法中认定是否构成民事欺诈或诈骗罪的主流标准。

刑法需要遵循谦抑性原则。张明楷教授指出："刑事司法应坚持最后手段性，当民事、行政手段足以规制违法行为时，刑法应当保持必要的沉默。"因此正确区分民事欺诈和诈骗罪，一方面能维护刑法的权威，防止刑事责任向民事纠纷的干预，避免刑罚的滥用；另一方面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遭受刑事处罚的侵害。

根据上文可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民事欺诈与诈骗罪的显著特征。根据入库案例的裁判要旨，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关键。对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判断，需要综合全案情况进行推断，不能仅以行为人实施了某一行为而简单地推导出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约行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合同未履行原因及事后态度等情况，加以综合评判，具体如下：

（一）有无欺诈行为。

若未实施欺诈行为，则无必要再去追究其非法占有的目的。若实施了欺诈行为，则还需进一步考察该行为是否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区分于一般民事欺诈行为。若欺骗行为对交易履行不产生根本影响的，则不构成诈骗罪。如2023-03-1-167-008入库案例所述，虽然三被告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具有欺骗行为，但其夸大数量的欺骗行为对合同最终适当、全面的履行不具有根本影响，不属于诈骗类犯罪所要求的根本上的“虚构事实”，属于民事欺诈行为。三被告人的主客观行为表现，均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据此，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三被告人无罪。

（二）有无履约能力。

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履行能力是合同目的得以实现的保障和前提，也是区分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的关键。审查时需注意综合考虑合同的磋商阶段、签订阶段、履行阶段行为人是否具有履约能力，应注意避免将订立合同时或者履约初期具有履约能力，但由于不可抗力或者意外而导致难以实现合同约定或者必须延期履行的情况认定为无履约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23-16-1-167-003入库案例的裁判规定，对于行为人履约能力的认定，不能单纯根据合同缔结时的亏损状态进行认定，应当结合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所从事项目的风险等综合判断，如确有必要，可进行整体资产审计。在审查中应注意以下几点：行为人虽不具备全部履约条件，但有证据证明其在履行期限内具有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履约有一定保障的；行为人缔结合同时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丧失了履约能力，导致无力归还他人财物的；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是在取得他人财物后为履行合同做了积极努力，但因其它客观原因丧失归还能力的，上述情形应认定行为人具有一定履约能力。

（三）有无实际履约行为和履约的程度。

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履行或继续履行合同的主观意思，其目的在于利用签订合同的手段骗取对方财物，一般没有实际履约行为或为履行合同做出积极努力。即使有一些履行合同行为，也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对合同条款细枝末节的部分履行一小部分而骗取更多的财物；行为人虽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签订合同后没有为履行合同做任何努力或者仅履行少部分合同，将取得他人财物挥霍、用于其它非经营性活动，丧失归还能力的，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司法实践中，“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不属于履约行为，应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占有目的。但不能履约系不可抗力或者对方不愿意接受替代方案等客观原因造成的除外。

如2023-03-1-167-004入库案例的裁判要旨所述，对于企业经营中产生的经济纠纷，需要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客观认定事实，并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对起诉指控事实据实调整，特别是对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涉案企业的经营情况、涉案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涉案资金的去向和用途等方面事实应予以充分关注，避免因事实认定不准确造成误判。诈骗罪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具体可以从履行能力、告知义务、未履约原因等方面考察能否认定被告人客观上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从资金流向、资金用途等方面考察能否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严格按照犯罪构成并依据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性质，对于因客观原因导致履约不能的，不得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切实防范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四）未实际履约的原因。

在诈骗犯罪中都会出现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情形，但未履行合同并不一定是诈骗，还需具体分析其没有履行合同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在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逃避履行合同，客观上没有积极促成合同履行的行为，签订合同或收到货款、货物后肆意挥霍、转移隐匿；而在民事合同纠纷中，行为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往往积极促成合同履行，合同最终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的原因往往具有正当、合理性，属于平等主体协商调节范围内的行为，即使未履约，仍可通过民事途径予以解决。

（五）行为人收款后不予返还的原因、事后双方行为表现等有关客观事实，并全面评价行为人的整体行为。

关于是否隐匿、挥霍财产的审查。行为人主观故意不同，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行为人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挥霍、非法活动、归还欠款、非经营性支出等方面的，一般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行为人将骗取的资金用于实际经营活动，即使造成资金一定亏损或无法归还的，也不能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如2023-05-1-222-002入库案例所重申的，民事纠纷（欺诈）与诈骗罪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不能因为客观上存在交易关系就断然否认诈骗罪的成立。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事纠纷（欺诈）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由于客观原因，一时无法偿还；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是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归还，而是根本不打算偿还。

另外，上文提及的财物主要处置形式，指的是全部或大部分资金的走向、用途。因此，行为人将收取的货款小部分挪作他用，不宜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而成立诈骗行为。2023-03-1-167-005入库案例强调，应当综合合同签订的背景、被告人为生产经营作出的努力、钱款的去向、用途等方面来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能简单地认为签订合同并收取对方的保证金后挪作他用时就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从被告人客观上有欺骗行为而直接得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对于民事活动中，虽有一定的欺骗行为，但不影响被害人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不宜轻易认定构成诈骗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防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是在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的政策背景下提出的司法宣言，旨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区别民事欺诈与诈骗罪的要义，也是法律对人性复杂性的精密回应——既不放纵以欺诈侵蚀社会信任的犯罪，亦不扼杀市场创新中的合理博弈。司法机关需以动态穿透思维解构交易本质，避免将民事纠纷刑事化，防止落入只要欺诈行为导致重大损失，即推定构成诈骗罪的“唯结果论”陷阱，规避以欺骗手段直接替代主观目的审查的“客观归罪”风险，制止因行为人存在撒谎等道德瑕疵即认定犯罪故意的“道德评价”干扰。唯有在个案中实现“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均衡评价，方能守护市场经济中“宽容创新”与“严惩恶意”的法治张力。